当前，美国政府减税等扩张性财政政策预期以及美联储“相机抉择”的倾向，使得美国各类风险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美元指数、美国股市出现了一致性大幅上扬，市场的风险偏好被极大地激发。在美国失业率数据持续稳固、美股快速飙升的背景下，美联储开始考虑其政策收紧力度是否恰当的问题。于是，今年1月的FOMC会议纪要和2月国会听证会，美联储决策层逐渐释放出尽快加息的声音，这种操作思路正是美联储在上世纪50年代马丁时期以及70年代沃尔克时期均使用过的“先发式政策操作”。

　　先发式政策操作包含两层含义：第一，该政策操作速度要快于市场预期的上升速度，这一点在2016年正好有个反面的例证，即“市场投票”令美国国债收益率于8-11月加速上升而后美联储才在12月加息，是滞后的“补充式”加息;第二，该政策是一个连续可预期的政策。这种政策操作模式的作用机理是：只要实际产出增长超过潜在增长水平，便可持续、且可预期固定地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但如果通胀预期涨幅超出美联储的隐含目标，上调幅度可能加大。这也是3月以来大多票委一致认为应该加息的理由。

　　这一操作政策在获得市场可信度后，市场将会以稳定的方式来推测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动。这一政策操作模式的可信度关键在于，令市场相信，在宏观经济冲击下，美联储为保持通胀率水平不变，将利率调整到任何必要的水平。那么，美联储的“先发式政策操作”将如何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笔者认为，主要还是通过以下传导机制实现，即美联储大概率的尽快且连续加息对美元指数产生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对人民币汇率形成贬值压力。

　　观察现实，一方面，在2014年9月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的两年半时间以来，美联储加息对美元指数的影响在逐渐弱化，主要体现为经过两年半的上涨，美元指数已经提前透支了其上升空间，即便未来加息次数可能超市场预期，但对美元指数上涨空间的刺激也未必明显。另一方面，美元指数的上涨对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也在边际递减，尤其今年以来，尽管美元指数上涨，但人民币的贬值程度明显低于前两年。这一点，如果从现象上来看，主要体现在——今年以来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持续强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