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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十四五政策主线的思考:增长
与平衡之困,要素市场化破局
回到规划本身,临近会议,市场对于“超预期”的讨论越来越多。事实上基于十三五的经验,读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规划,也许不必太执着于挖掘增量信息;反而把过去一个阶段——十九大报告和四中全会的高屋建瓴,以及最近几年的政策脉络理清,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我们事后去看十三五(2016年3月发布全文)相对于前一个五年规划的几个关键词:
第一是首提五大发展理念,创新驱动重要性明显提升。创新驱动战略最早是十八大(2012年)提出的;五年规划发布后,16年5月紧接着出炉《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顶层文件。明确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这是由2015年5月发布《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最终涉及的细分领域也大致围绕这份文件。
第二是改革的分量提升,其中的国企改革和供给侧改革在后来都成为了贯穿两三年的政策主线。往前回溯,这一轮由国企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而起;十四五规划发布后当年,国企改1+N政策体系完成。这一轮对于化解过剩产能的部署最早见于13年末《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十八届五中之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15年11月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明确提出。
第三是产权制度建设分量提升,十三五规划时隔数年再提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十二五未提),这一点同样可以回溯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那是第一次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
第四是新型城镇化概念,最早由十八大提出(此前都叫中国特色城市化);“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格局最早出现在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所以可以看到,虽然五年规划很长,几乎覆盖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但是最关键之处其实都可以从过去一个阶段的政策脉络去找线索。因此我们跟踪十四五,也无非两条思路,一方面是从当前特殊的国内国外环境出发去做推演;另一方面是对过去一个阶段,尤其是最近两年的政策脉络做个梳理。
对十四五作展望,首先我们需要再对当前特殊的时代背景——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国际背景,三大特征。第一是新冠疫情可能中长期伴随,近期欧美第二波疫情来势汹汹,美国新增病例重新回归到每天六七万的水平,欧洲的单日新增几乎是3月第一波疫情时;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也仍然会出现类似之前的北京、后来的青岛这样的局部风险。
第二是地缘政治风险高发,疫情、滞涨、贫富差距拉大,政客对外转移矛盾,民粹主义骤起。
第三全球贸易摩擦不可逆。2019年中国占美国GDP比重达67.02%,已经逼近1995年日本/美国71.34%的高点。大国竞争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意味着大国之间经贸、金融乃至政治领域的摩擦,会是一个长期变量。
国内背景,当前时刻同样是攸关国运的一个历史路口。首先,2020年是第一个百年计划(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收官,随即而来的就是下一阶段新的目标制定和路线安排。此前十九大已经提出了从2020年开始的下一个两阶段战略:2020-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根据十九大的主旨,这其中有几个硬指标,包括科技实力、收入水平和城乡差距、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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