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期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将突破两个大关。
郑秉文测算,第一个大关是,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在“十四五”期末超过3亿人,达到3.03亿人。在2019年,这一数字是2.54亿人。
联合国将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7%,或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0%作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2000年这两个指标在中国同时都“达标”了,预示着2000年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元年,至今正好20年了。
2019年,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8.1%。20年,老年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例如,2000年65岁以上人口是8821万人,而2019年是1.76亿人,在“十四五”期末,有可能突破2亿人。
第二个大关是,20年前,65岁老年抚养比是9.9%,2019年高达17.8%,“十四五”期末将突破20%大关。16周岁至59周岁劳动人口从2023年开始,每年将减少千万人,“十三五”期间劳动人口年均减少500万人左右,这意味着税基和费基的减少。
“‘十三五’初期,城镇养老保险赡养比是35.8%,大约是3个人养活1个人,但到‘十四五’期末,这一数字将达到47.7%,约2.1个人养活1个人”。他解释,“十四五”期间,养老保险的赡养率将有一个突破,劳动力的负担将越来越沉重。
“当前,在中国延迟退休是很迫切的。”郑秉文表示,同时,根据中国人预期寿命及受教育年限的变化,延迟退休都是必然趋势。
首先,相较现行退休政策制定时,目前我国居民的预期寿命大大延长。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2019年,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为77.3岁,而1951年制定现行退休制度时,人均寿命不足50岁。在目前情况下,许多退休职工在具备充分劳动能力的情况下退休,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浪费。
其次,受教育平均年限延长很多。郑秉文指出,一个人从本科读到硕士、博士、博士后,大约要30岁左右才能步入劳动力市场,比以前晚了近10年。如果退休年龄不变,全社会的劳动供给就受到极大的影响。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提高劳动供给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都有好处。
三、延迟退休可为养老金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人口老龄化压力下,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对养老金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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