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亦禅全甲格斗队队长邹弋：和中国全甲格斗共同成长

      邹弋作为成都亦禅全甲格斗队的队长，平日里和团队的训练基本都在武馆的室内外进行。用作训练的室内房间铺满木地板，其中一面墙的正中间挂着一幅戚继光的画像。而室外的一片空地，则被打造成类似操练场的模样。

      虽说2019年才从大学毕业，但邹弋已经可以被视作中国全甲格斗的“老人”。自2017年接触到全甲格斗以来，他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今年年初，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举办的“贝尔格莱德骑士”全甲格斗赛事中，中国队在2V2项目中获得金牌。这是中国队首次在国际重量赛事中取得金牌，而邹弋也是参与这个项目的队员之一。

      本期《文创狂人》栏目，我们带你走进这位全甲格斗“斗士”，领略他的硬核“江湖风云”。

      “诸国之战”的艰苦

      对于邹弋来讲，遇见并爱上全甲格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打小热爱并练习传统武术的他，在2017年观看了中国队在巴塞罗那参加的“诸国之战”直播后，对于兵器格斗模糊的热爱当即清晰了起来。

      “虽然之前就知道有这项活动，在看了比赛之后，才大概明白了它是什么样的。我之后就决定，把自己的发展方向从传统武术转为全甲格斗。”

      自此以后，全甲格斗便和邹弋深度“绑定”。他先是在四川省的短兵器比赛等赛事中拔得头筹，后来又参与到 “诸国之战”的选拔赛中，于2018年、2019年连续随中国队参加比赛。

      对于还在上大学的他来说，第一次参加“诸国之战”的体会是艰苦。

      由于伤病因素，随队出行的他只能以观察的视角介入到比赛。“中国队当时找了商业赞助，物质保障方面的困难不算太多，”邹弋表示，艰苦主要源自比赛本身的强度以及团队参赛人员数量的不足，“因为签证等原因，会有一部分选手被卡掉。”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5V5项目中，参赛的团队一般会有8名队员，5名在场上，3名作为替补。赛程过半，由于伤病原因，中国队本就不充足的人手更加“雪上加霜”，5名选手需要随时在场上，“受点轻伤也好，累得不行了也好，没法换人。”

      而令他印象深刻的是，5V5项目中唯一的胜利，来自于中国队与德国队的较量：场上最后双方皆只剩下1人，而中国队的选手在拼尽全力摔倒对手后，已经处于中暑脱水状态。而这也意味着，在紧接着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场上就连5个人都无法凑齐。最后，还是在一位已经被送去医务室的受伤选手的顶替之下，中国队才勉强打完最后一场比赛。

      今年年初，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举办的“贝尔格莱德骑士”全甲格斗赛事中，中国队在2V2项目中获得金牌。这是中国队首次在国际重量赛事中取得金牌，而邹弋也是参与这个项目的队员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受疫情、地缘政治等影响，在2019年塞尔维亚举办的“诸国之战”之后，这项世界顶级的全甲格斗赛事，陷入停摆状态，对这项运动本身也造成了一定冲击。

      “在参加今年‘贝尔格莱德骑士’全甲格斗赛事比赛时，我有个很大的感触，当摘下头盔后，我发现某支队伍的成员一部分是头发胡子都白了的老人，一部分是刚刚成年的小伙子。”邹弋提到，此前基本都有千名选手参赛，今年的规模仅仅在400人左右，一些传统的强队因故也无法参与。

      引入中国传统武术

      “中国武术能不能用来打全甲格斗？在我看来肯定是能的。”

      打小练习中国传统武术，长大后“入坑”全甲格斗，邹弋对“舶来品”全甲格斗的态度十分鲜明。

      从历史上来讲，穿着重装盔甲作战在宋朝、明朝等时期一度流行，而盔甲在清代中期才被淘汰掉。虽然这不完全符合全甲格斗中，对甲胄13到17世纪时间线的规定，但也有一定的重合之处。

因此，身着中国传统的甲胄，并采用配套的武器与技艺参与全甲格斗，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攻防体系也好，技术也好，总体来看，可能80%是中国的传统武艺，20%吸收了现代格斗和欧洲武术元素。”邹弋说。

      当然，为了符合全甲格斗的规则，装备也存在一定的变动。比如，中国传统的头盔可能是戴铁面具，或者干脆面部敞开外露，但全甲格斗中允许用武器朝面部击打，因此敞开的头盔一定要加装支架作为防御设施。

      同时，全甲格斗只对

甲胄的外形有符合历史的规定，具体在打造上，可以采取更加现代的材料如淬火钢、钛合金等以提升甲胄包括抗打击能力、灵活性等在内的整体性能。

      除此之外，甲胄和武器在复原时，都在尽量按照本来的历史原型模样呈现。据邹弋介绍，目前中国的全甲格斗在复原装备时，大多参照的是明代的兵书、壁画、塑像，以及少量的出土文物。

      “我国的出土文物中，盔甲不是特别多，不像欧洲有贵族保存盔甲的传统。从博物馆的展出情况来看，布面甲稍微多一点，年代基本在明中后期以及清朝。”

      格斗之中的技艺复原，更多是从实战中来，再到实战中去，正如戚继光在《纪效新书》所言：“既得艺，必试敌”。

      以邹弋擅长的剑盾为例，除了向各类传统习武的老师请教，以及模仿古籍上的图谱及文献记载的招式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有人跟我对抗性训练。”经过反复研究及训练后，“再慢慢地把古人拿着刀盾进行作战的模式复原出来。”而这本身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比如，在早期的盔甲复原之中，还尽有不够完善之处，甲匠在制作时，还会出现将清朝的纹样和明朝的纹样混用的情况。打造出来的盔甲，在整体结构上也有不足之处，或是受力不均匀，或是灵活性不足。

      “作为全甲格斗的发源地，欧洲已经玩了三十多年，非常成体系，符合比赛的盔甲他们都已经设计出来了。但中国的盔甲怎样才能够很好地在比赛中用出来，还需要业内人去改良，这其实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开发流程。”

      邹弋谈道，“就好比中国品牌想推出一款能够给奥运会选手穿的跑鞋，肯定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研究周期的。”

      养活职业选手

      目前，中国活跃的全甲格斗选手有多少？邹弋提供的数字是100人左右。“三年前就是100人左右，期间还有不少爱好者由于各种原因‘退坑’。”

      为了去到全甲格斗发展最为成熟的地方去体验，邹弋曾在2019年去莫斯科训练过一段时间，期间借机参观的当地多家俱乐部，让他印象深刻：

      俱乐部几乎全天对外开放。里面不仅有孩童、青年，甚至还有中老年人，同时，根据业务水平高低，俱乐部将其划分为普通爱好者和职业选手。训练体系也非常完备，有专门的教练负责不同的科目，包括摔跤技术、兵器打击技术、徒手打击技术、体能训练等。

      如今，国内的职业选手，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什么叫职业选手？通过打比赛来养活自己，就可以被称作职业选手。”据邹弋介绍，现在的训练者要么出于热爱坚持下来；要么还在上大学，时间上比较宽裕。参与度更深的那群人，也只能被称作“半职业选手”，平日要通过例如制作盔甲、开馆教学等方式反哺自己的全甲格斗训练。

      换句话说，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没有形成产业链。”以邹弋所在的团队为例，练习全甲格斗的人数在30人左右，但如果要按照“半职业选手”的标准来看，包括他在内，只有3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甲格斗的商业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自费去打比赛，国内的选拔赛也好，出国比赛也好，都是出于单纯的热爱，热爱这项运动、想要弘扬中国传统武术……但如果每次比赛都是自费去参赛，我觉得对于全甲格斗的发展是不利的。”

      在邹弋看来，目前国内的商业赛屈指可数，并不能保证选手全年的训练以及生活开支。如果能够有更多的比赛乃至活动、表演以提供更多物质保障，将会有效促进全甲格斗选手整体水平的提升。

      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以及观察，他自己也在作“两手准备”：一方面，在不同的竞技类比赛中，将全甲格斗作为一个子项目或是一项赛事推广出去；另一方面，和汉服等相关的协会联动起来，推出类似于飞盘或攻防箭等带有社交娱乐属性且强度不大的小型“团战”，让更多没有接触过全甲格斗的人参与进来。

      事实上，如果以文化活动的视角来看，全甲格斗仍有十足的发展潜力，而成都在这方面也具备包容性强、汉服文化盛行等独特的优势。

在三国文化的浸染之下，邹弋发现，一些爱好者在进行全甲格斗时，会不由自生地带入关羽、张飞、赵云等名将。

      此前，成都亦禅全甲格斗队也出现在锦里、宽窄巷子、杜甫草堂等景区进行过表演，收获在场观众的好评。“我们在表演时，已经多次和成都的非遗文化项目联动起来。时间一长，也就演变成比较有特色的展示传统文化的项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