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账号恶意注册黑产产业治理报告》中指出，恶意注册是下游网络犯罪的上游源头行为。
以恶意注册行为为核心，上游有提供手机卡号的号商，他们通过包括物联网卡、个别虚拟运营商流出的非实名号、黑产人员与个别运营商工作人员勾结流出的非实名号，以及其他非实名白号和虚假实名号，提供给下游用于注册信息;提供短信验证码或语音验证码的接码平台，提供图像和滑块验证码的打码平台，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和企业注册信息的“料商”，这些人分别提供了资源用于作为注册信息和身份绑定信息，供应注册行为人进行注册行为。在注册行为完成后，号商会进行养号从而提升号码的价格和防止被安全措施封禁，并最终提供给下游，用于多种下游黑灰产业。
下游的黑灰产业，首先就是用于诈骗等犯罪场景。例如上文提到杀猪盘、美女诈骗、荐股类诈骗等，这些账号显然不是真实身份注册的。此外，恶意账号还可能被黑产人士用于薅羊毛，刷粉、刷量和刷单炒信等虚假流量行为，广告营销，其他违法或灰色行为。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内“羊毛党”已经形成了组织化程度极高的黑灰产组织。上到BAT，下到初创的互联网公司，只要举办市场活动，都可能面临“羊毛党”的巨大威胁。
监管加码
专家：需要对监管责任主体进一步明确
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网络犯罪特点和趋势》显示，2016年至2018年，网络诈骗案件被告人主要利用的虚拟犯罪工具为微信、QQ、支付宝等，占比分别为42.21%、35.23%、15.28%。利用微信实施诈骗的案件在全部网络诈骗案件中的占比逐年快速提高，到2017年已有赶超QQ之势。微信的普及使其成为2018年网络诈骗犯罪分子使用较为频繁的工具。
报告还指出，被告人在实施网络诈骗案件时，以冒充他人身份来欺骗受害者的案件占比最高，约占31.52%。
平台加强监管被认为是斩断黑产利益链的重要方式之一。“弱监管是很多平台存在的问题，这让他们(黑产从业者)能够直接在上面去发布广告，联系客户。通过设置关键词等方式来加强信息审核或许不失为改善这个问题的一个突破口。”一位黑产研究人士称。
有律师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平台监管缺位为不法分子留下了空间，严格落实实名制度有利于减少信息泄露事件发生。”
多名专家表示，要打击这类黑产，最有效的方式是直接打掉其产业链上游的恶意注册工具提供商。
早在2016年9月，工信部、银监会、公安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对电话实名制落实提出了明确时间表，同时对电信运营商开卡给予了数量限制。据媒体报道，参与侦破当时最大验证码平台“爱码”案的沈勇认为，这将从根本上遏制此类平台(即接码平台)的发展。
据介绍，成规模的卡商，往往握有几百万张手机SIM卡，通过介入验证码平台，可提供上万个网站项目的接收验证码服务。“当时我们发现爱码平台提供的服务项目大概有上万个，价格从一毛到一块不等。半年之间涉案的有历史记录的交易金额大概上千万。”沈勇说。
近年来，监管一直在加大对源头卡商的打击。去年3月，黄埔警方在东区街、萝岗街、长洲街捣毁3个“卡商”窝点，抓获5名犯罪嫌疑人，缴获作案用的电脑30多台、猫池100多套、手机卡40000多张等。据嫌疑人供述，大量的无名手机卡主要来自以企业或单位名义购买的手机卡，俗称“企业卡”。此类手机卡登记在不同企业名下，多数只有接听来电、收发信息的功能。嫌疑人利用“企业卡”无个人实名登记的特点，为需要规避实名制的各类“客户”(大部分是实施电信诈骗的不法分子)提供服务。
网络黑产不断蔓延，河北省电子商务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河北工程大学副教授马三军认为急需对相关电子商务运营平台进行强监管。“这需要对监管责任主体进一步明确，而今年1月1日刚施行的《电子商务法》并未规定具体的监管部门与职责划分，仅是一般性规定，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这需要相关部门适时出台相关配套法规或细则来进一步完善;另外网络交易的取证难对监管也形成了新挑战，这方面需要在加强行业自律和创新监管方式上付出更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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