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摆脱城市幻觉,市场容量决定城市地位。
这是谈城市选择。
除了细分区域市场之外,更需要细分的是城市市场。由于城市形象的差异性,导致人们对城市能力的评价扭曲很大。例如厦门市仅在福建省排名第三,位于泉州和福州之后,厦门的经济总量和人口大致与扬州相当。再如青岛,其经济实力明显弱于长沙和无锡,其人均金融资产相比长沙无锡更低得多。因此,我们需要摆脱城市形象的约束,更多的从GDP、金融资产、人口、新房市场容量、历史房价趋势等因素,来重新进行城市评价。
如何选择城市?我们认为以下因素十分重要。一是是否处于都市圈和交通节点。数字经济时代,使得后发区域的后发劣势更难克服,县域以下经济的式微,以及中小城市的集中化不可避免。例如高铁提升了上海和南京的地位,对苏州影响中性,而对无锡、常州构成负面约束,尤其是常州。二是行政中心城市重要性上升,拥有较高首位度的城市更容易集聚各类资源。三是城市GDP、金融资产、人口等关键变量的变动。400万人口以下、3000亿元GDP以下、5000亿元金融资产以下的城市,恐怕难以获得长足发展机遇。四是历史房价和新房市场容量。年销售额1000亿元以上的地市较为优质,500亿元以上的地市具有潜质,但容量过小或新房市场增长缓慢的城市,已需要谨慎评估。
简要结论是,宜以相对量化和客观的指标来评估城市,我们初步估算,此类地市及以上的城市大约有50个,而县区可能仅百余个且通常容量更为有限。
六、高周转仍然重要,多指标权衡更重要。
这是谈避免惟高周转论。
2015年至今,高周转、高杠杆、高成长的“三高模式”成为地产业界主流。其实三高是两高,即高周转和高杠杆,而高成长是其结果。以此衡量,融创可能是2015年至今的周期中最为成功的企业,其保持了高周转、高杠杆,而且还很不容易地保持了高集中度市场(80%以上为省会城市)、高货地比,因此收获了高成长。实际上是五高。融创的成功值得重视。
高周转仍然重要,但已不再是决定性的。从现实看,市场增速放缓到个位数决定了高速去化无法实现。从未来看,千人一面的中低端建筑品质,将极大地透支企业美誉度并逐渐失去高端客群。高周转不再是唯一重要,其他指标也需要权衡。我们认为至少有两个指标是较为重要的。一个是货地比,较高的货地比给予企业较大的安全边际、定价能力和穿越周期的可能性。除在极少数一线城市之外,企业应该争取3:1-4:1的货地比。另一个是区域市场占有率。过高的区域市场占有率,容易扭曲政企关系,不容易平衡和其他开发企业的关系,也意味着赌在某个城市做超级大盘,现在这样做风险大机会小。因此,在某个下沉市场,例如地市甚至县域,市占率5%-10%也许是适宜的,可保证企业平稳进退。
简要结论是,需要提高决策的量化和前瞻,在高周转、高货地比和适度市占之间保持平衡,以使企业处于可持续的高安全和高流动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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