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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十四五政策主线的思考：增长
与平衡之困，要素市场化破局
回到规划本身，临近会议，市场对于“超预期”的讨论越来越多。事实上基于十三五的经验，读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规划，也许不必太执着于挖掘增量信息;反而把过去一个阶段——十九大报告和四中全会的高屋建瓴，以及最近几年的政策脉络理清，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我们事后去看十三五(2016年3月发布全文)相对于前一个五年规划的几个关键词：
第一是首提五大发展理念，创新驱动重要性明显提升。创新驱动战略最早是十八大(2012年)提出的;五年规划发布后，16年5月紧接着出炉《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顶层文件。明确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这是由2015年5月发布《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最终涉及的细分领域也大致围绕这份文件。
第二是改革的分量提升，其中的国企改革和供给侧改革在后来都成为了贯穿两三年的政策主线。往前回溯，这一轮由国企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而起;十四五规划发布后当年，国企改1+N政策体系完成。这一轮对于化解过剩产能的部署最早见于13年末《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十八届五中之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15年11月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明确提出。
第三是产权制度建设分量提升，十三五规划时隔数年再提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十二五未提)，这一点同样可以回溯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那是第一次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
第四是新型城镇化概念，最早由十八大提出(此前都叫中国特色城市化);“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格局最早出现在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所以可以看到，虽然五年规划很长，几乎覆盖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但是最关键之处其实都可以从过去一个阶段的政策脉络去找线索。因此我们跟踪十四五，也无非两条思路，一方面是从当前特殊的国内国外环境出发去做推演;另一方面是对过去一个阶段，尤其是最近两年的政策脉络做个梳理。
对十四五作展望，首先我们需要再对当前特殊的时代背景——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国际背景，三大特征。第一是新冠疫情可能中长期伴随，近期欧美第二波疫情来势汹汹，美国新增病例重新回归到每天六七万的水平，欧洲的单日新增几乎是3月第一波疫情时;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也仍然会出现类似之前的北京、后来的青岛这样的局部风险。
第二是地缘政治风险高发，疫情、滞涨、贫富差距拉大，政客对外转移矛盾，民粹主义骤起。
第三全球贸易摩擦不可逆。2019年中国占美国GDP比重达67.02%，已经逼近1995年日本/美国71.34%的高点。大国竞争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意味着大国之间经贸、金融乃至政治领域的摩擦，会是一个长期变量。
国内背景，当前时刻同样是攸关国运的一个历史路口。首先，2020年是第一个百年计划(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收官，随即而来的就是下一阶段新的目标制定和路线安排。此前十九大已经提出了从2020年开始的下一个两阶段战略：2020-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根据十九大的主旨，这其中有几个硬指标，包括科技实力、收入水平和城乡差距、生态环境。
第二，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从经济体量来看相比于前一个五年规划，现在无疑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2019年我国人均GDP正式突破1万美元，离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12700美元只差临门一脚，按照5%的年复合增长，十四五期间就要冲击这条标准线;但总量增长的背后却不能忽视区域之间发展失衡、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第三，增长模式转型与当前的产业背景。经济转型来到关键窗口，一方面可能遭受摆脱路径依赖时的阵痛，另一方面又面临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机遇——中国能否由跟随者变为主导者，进一步提高在国际分工上的位置，在下一个五年会更加清晰。
因此概括来说，如果单从国内经济增长的层面出发，十四五期间其实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传统增长动能枯竭叠加海外需求与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如何挖掘新的增长动能，实现高质量增长，提高国际竞争力。
第二，四十年的总量增长之后，区域间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该如何破局。
基于这些大背景，然后再看过去一个阶段政策端给出了什么样的药方。首先全局来看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依然是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十九大报告关键词：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淡化总量，重视结构，转型升级;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重磅的“核心技术攻关举国体制”，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因此不出意外，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转型仍然会是十四五期间的关键词，但这些都是结果不是手段。我们看十四五规划，更应该关注的是方法论。
四中全会给出的答案是从制度建设层面着手，制度要能够结合具体实际进行适应性的变革。随后在今年上半年疫情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其实也是经济领域制度建设的——这样一份顶层文件，明确了当前市场化程度偏低亟待改革的五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新增的数据要素);5月之后又多次在重要会议上阐述双循环的概念，所谓的循环，本质也在于破除障碍，让要素能够流通起来，让土地能够流转进一步解放农村劳动力，让劳动力流动能够打破地理限制，让技术成果能够被定价交易，让金融资源得以高效配置。在此前的报告我们多次强调了，双循环是不能忽视的、大概率会贯穿中长期的政策主线。从生产端来看，重点就是要素配置的优化改革。
为什么政策面要在这个非常时期反复强调和推进要素市场化。回归到最简单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无非来自各类要素的贡献。从要素贡献的角度出发，上文提到的十四五期间两个命题就可以解释为：
一方面，传统增长路径难以为继，新的增长动能有赖于要素市场的建设。改革开放前面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人口红利和加杠杆，也就是劳动力和债务资本要素。但目前人口红利丧失，面临未富先老的困境;宏观杠杆率高企，即使是特殊时期阶段性提高对杠杆率的容忍度，长区间来看空间也比20年前10年前要小的多。因此增长的新动能要从其他的要素去挖掘，也就是技术要素、新提的数据要素，以及权益资本要素、人才要素。
另一方面，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实际上反映的也是要素配置和定价的失衡。去年底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就针对了这几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且同质化严重的问题。举个例子，前些年中西部地区也在大力建设产业园区、大规模招商引资，但最终并没能取得理想的经济效益。从要素配置的角度来看，中西部地区资本要素是稀缺的，在市场化机制下本来应该有更高的价格;但在行政力量的作用下，比如以更低的融资成本、政策补贴来招商引资，最终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把要素配置到低效的地方去了。
而要素市场化最核心的一件事，就是要让要素的价格能够反映其稀缺性。稀缺的要素边际效用高，就可以更贵;过剩的要素边际效用低，就应该便宜。这些都由市场的意志决定，政府层面的过多干扰可能会扭曲这个定价机制。
但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市场化的要素价格体系，并且使得要素能够打破空间限制自由流通，那么一来，市场主体基于利润最大化，就会充分利用便宜的、边际效用高的要素，从而区域间其实能够更好地发挥各自的要素禀赋;二来，要素能够自由地从过剩地区流向稀缺地区，创造更高的边际效用，从而实现总量上的增长。这实际上就解决了上文提到的十四五期间总量增长和区域平衡两个问题。
因此，对于十四五规划在经济领域的政策，我们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基点去作预判，应该说逻辑是比较通畅的。这大概率也是未来五年，是双循环背景下的一大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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