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主要内容 十四五规划的区域发展战略

　　三、中国区域发展格局的经济学分析

　　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区域空间格局，关键是要从不同的空间尺度出发，明确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心。

　　(一)国家尺度：国内国际双循环相结合

　　首先，需要明确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分板块来看，东部地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据了绝对优势，GDP占比先由2000年的66.76%逐年下降至2014年的54.78%，后又缓慢抬升至2019年的55.12%，说明在东部率先发展战略的驱动下，东部地区依然是区域经济的关键增长极，在国内大循环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中部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的GDP占比始终呈现上升态势，分别由2000年的14.24%、7.71%、4.27%增加至2019年的20.71%、12.60%、6.82%，中部崛起与西部大开发成效卓著，但东西失调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依然是国内良性大循环的突破口。东北地区则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GDP占比由2000年的7.01%跌落至2019年的4.76%，东北振兴任重道远，事关国内大循环的顺利运行。东、中、西和东北的发展差距仍然是国家区域政策制定最主要的依据。

　　为此，“十四五”时期要在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基本原则下，独资、合资、收购、兼并、非股权安排等方式并重，科学引导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及钢铁、石化、有色金属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向要素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

　　其次，持续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产业再布局是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的切入点。当前，产业再布局呈现出四个特征：一是生产活动在世界范围内更分散，随着服务相关的成本下降，技能型工人和非技能型工人的收入差距显著，交流成本和贸易成本也逐步变低;二是生产活动在区域内更加集聚，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产业集聚是经济活动最基本的空间形态;三是最终产品部门及其中间产品部门在同一区域内共生集聚，相较于最终产品的运输成本，中间产品的运输成本升高，商务服务具有不完全可贸易性;四是在面临巨大的经济波动时，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活动布局模式不稳定。区域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按照国内大循环的要求，以区域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形成制造业再布局的规划方案。

　　最后，扭转南北差距扩大的态势。21世纪以来，东西差距扩大的态势开始出现转机，南北分野却不断加剧。从总量指标看，北方地区GDP由2000年的4.02万亿元爬升至2018年的35.20万亿元，2019年则小幅下降至34.92万亿元。南方地区GDP则从2000年的9.87万亿元迅速跃升至2019年的70.72万元，相较于北方的比较优势日趋凸显。从均量指标看，南方总人口虽然多于北方，但自2000年起南方人均GDP始终居于北方之上，已接近或突破中高收入阶段上线，发展普惠性更强。南北差距扩大正成为“十四五”时期国内大循环亟待缓解的突出问题。

　　(二)区域尺度：以城市群为载体的网络化空间格局

　　城市群是网络化空间格局的战略骨架，城市群并非若干城市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自然布局与简单组合，城市群成“群”的关键在于城市间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基础设施对接、产业关联配套、公共服务均等，是在空间上邻近且经济联系密切的若干城市构成的网络化统一体，正日趋成为现代经济活动的集水区。

　　在“十四五”时期，为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要充分发挥国家级城市群的引领作用。“十四五”规划将城市群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需要优化提升的，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和长江中游;第二类正在发展壮大的，包括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中原、关中平原、北部湾;第三类是需要培育的，包括哈长、辽中南、山西中部、黔中、滇中、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要把世界级、国家级和区域性的城市群同国家尺度下的发展方略相耦合，最终形成网络化的空间格局。

　　(三)城市—县域尺度：释放集聚经济外部性

　　一是扶持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2010年起，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形成了九座国家级的中心城市，这一些中心城市是综合的交通枢纽、科技的创新中心、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国际化大都市。经过近10年的发展，9座国家中心城市迸发出旺盛的经济活力，多点支撑、协同发力的空间格局已初具雏形，成为“优势集中”的关键集聚区，产生了显著的正外部性。

　　二是培育区域中心城市。为避免国家中心城市过速扩张可能引发的集聚不经济现象，设立一批集引领、辐射、集散功能于一体的区域中心城市成为“优势集中”的有效途径，能够化被动挤出为主动转移，这是“十四五”时期城市尺度下助推协调发展的又一工作重点。

　　三是激发县域经济的发展活力。当前，中国县域GDP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已突破50%，县域人均GDP越过全国平均数70%。“十四五”时期激发县域经济活力依然面临多重挑战，具体表现为各县域单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鸿沟。根据2020年赛迪智库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白皮书》，东部地区全国百强县占比就高达67%，仅江苏、浙江两省就多达43席，前十强更是占到7席，与中西部地区相比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成为东西失衡、南北分野在县域尺度下的微观映射。引导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以产县融合为驱动最大化集聚经济外部性，对“十四五”时期区域经济高质量运行尤为关键。